上世纪50年代，日本化工厂将大量含汞废水排入水俣湾，导致当地数千乃至上万居民因为甲基汞污染环境而大脑受损。这一事件耗费了数十年时间才最终解决。为了警醒世人，汞中毒导致的疾病就命名为“水俣病”，而此次联合国限制汞排放的协定也被称为《水俣公约》。

　　上月，我国刚刚加入全球92个国家共同签署的《水俣公约》，将对未来实现全社会无汞化制订一个时间表。这份几年内将生效的国际公约，给我国带来空前巨大的限汞压力，也让从事重金属污染研究的学者们忙得不可开交。“《水俣公约》其实是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同时也将成为我国未来几年内科研和创新的聚焦点。”一位学者这样告诉记者。

　　“汞的危害在于它是一个慢性累积过程——即便排放浓度很低，但由于它衰变的过程非常慢，导致环境中的汞含量永远不会降低，只会越来越高。”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郭红卫教授说。

　　生活中我们几乎每天都与汞打交道，体温表和血压计以及牙科常用的银汞合金中，都含有汞元素。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汞都是危害相对较小的元素类的无机汞。

　　但现在科学家发现，无机汞一旦暴露于空气中，与微生物接触或在水体和土壤中被鱼类以及微生物摄入后，就会转化成有机汞。而有机汞则是一种严重的神经性毒素，尤其是甲基汞，不仅会直接作用于，还会通过胎盘屏障危害胎儿，通过血脑屏障导致人的大脑受损、认知功能受到伤害。

　　郭红卫教授的同事、从事职业病防治的周志俊教授称，由于现在对于汞的毒害作用宣传得比较多，因此在我国，急性的汞中毒事件发生几率已经很低，即便是汞造成的职业病发生率也很低。但是对于汞在环境中长期积累导致处于一个长期的低剂量的有害环境中，目前我国研究并不多。

　　“汞元素具有在环境中迁徙的功能，而且它是会参与食物链传递的，因此大家更关注汞对于环境的危害。”周志俊告诉记者：“这就是常说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旦受到污染，大鱼中的汞含量就非常高，因为累积的量比较大。”

　　每当谈起汞污染，总有指责称中国是燃煤大国，而提炼燃煤的过程就会产生大量汞，但大多数学者并不认同。一位长期研究能源的973首席科学家称，在我国炼煤过程中，汞的排放量其实非常小。因为我国的煤炭主产区是新疆、陕西、内蒙古等地，那里煤炭的汞含量极低。

　　“其实，更严重的是有色金属冶炼导致的汞排放，尽早关注汞排放问题，可以避免我们再走先发展再治理的老路。”一位学者这样告诉记者。事实上，现在我国已经有严格的政策限制汞矿开采，而一些小型的有色金属矿也在逐步关停。

　　据华中科技大学煤燃烧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长期研究重金属污染问题的著名学者张军营教授介绍，现在我国在发电行业制订的汞排放标准非常严格。但是按照现在的技术，从烟气中脱除一公斤汞，成本就达到几十万元人民币。在目前的情况下，完全达标还有一定难度。“而且我们刚刚才解决了燃煤脱硫的问题，PM2.5还没有解决，现在关注脱汞，主要就是为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虽然有报告称全球人为源汞排放清单的计算结果中，亚洲是全球人为向大气排汞最多的地区，每年约向大气排放了超过1000吨汞，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50%以上，但目前中国最需要关注的重金属污染仍然是铬污染和镉污染。

　　学者们透露，我国今年已经购买了100多套脱汞设备，《水俣公约》签订后，将会给那些用汞化合物作催化剂的化工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带来一些影响，从积极的方面看，他们将加速科研进展，尽早地获得汞化合物的替代品，从而使产业更新，也会推动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进展。

　　不久前，波士顿大学的政策研究员Henrik Selin也预测，《水俣公约》将会成为科学和创新的“聚焦点”。因为截至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研究能够完全阐明汞是如何进入环境并在环境中迁移的。虽然有人称，每年人类行为会使约2000吨汞进入空气和水。但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估计是，每年排放至空气中的汞总量可能低至1010吨，也可能高达4070吨。排放至水中的汞量，以及过去几个世纪堆积在土壤和沉积层中“重新释放”到环境中的汞量更不确定。未来确定这些数据，以及了解整个汞在环境中的转换迁移过程将很重要。一位从事土壤研究的学者告诉记者，中国最初是从限制电池中汞元素的使用关注到汞对环境的污染。“但过去对于汞在土壤和环境中的污染研究得并不多，更不用说研究它的迁移过程了。”

　　“为了签署《水俣公约》，我国近年来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张军营教授告诉记者，冶金、化工企业和燃煤发电企业的各种汞排放的标准已经陆续制订完毕。北京的一家发电厂也将建成无汞排放的样板工程。大量科研经费逐步投入到汞排放的治理以及相关研究中。

　　“但要真正产生作用，或者完全达到全社会无汞化，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二氧化碳排放，我们也许不能立即达标，但这意味着我们更多地考虑可持续发展，并且有明确的时间表，这对所有人都应该会是一个好消息。”张军营教授说。